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管理与维护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类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致使中国大气受到严重污染,给人体的健康、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等带来负面的影响。为实时监测环境空气质量,建立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逐渐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手段。文中以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为研究对象,提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管理与维护面临的问题,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管理与维护提供参考依据。     

德国铁路噪声实时监测系统研究现状

分析了德国铁路噪声在线监测的应用背景，介绍了德国铁路噪声实时监测系统的研究现状，包括测量站点的选取原则、技术结构和具体信息，列车声压级曲线时域连续变化图、单次列车通过声压级曲线图、单次列车通过参数表和等效声压级曲线图/表等测量结果的表达方法，以及无效数据的处理方式等，为我国建立铁路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提供参考。     

四川省眉山市“三线一单”编制案例分析

通过四川省眉山市“三线一单”编制试点工作的开展,探索出适合四川省情、尺度得当、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管控单元划分方法和适用技术方法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定原则,为全省“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掘进工作面氡气来源分析和关键治理技术研究

双马煤矿在缓坡副斜井掘进工作面掘进过程中局部地段出现氡气,为了保护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保障矿井安全,基于分析研究掘进工作面特殊底层氡气来源、运移规律,以理论指导现场,总结出喷、涂、增、降、检、撤、护七字关键治理技术,从而实现对氡气地质带的有效治理和管控,保障了掘进工作面的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矫正

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新型诉讼形式,准确把握其定义和定位至关重要。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按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私权化路径进行制度构建,其现行定义为特殊私益诉讼,现行定位为环境行政替代工具。这种定义与定位导致其与环境公益诉讼割裂,运行序位上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引起国家机关角色错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相同,救济和保护的利益均为环境公益,其定义应回归公益诉讼本位;政府在环境公益保护上有着广泛的职权和手段,是环境公共治理的优先主体,仅在少数行政不能的情形下才有借助司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在定位上应作为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机制在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据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制度体系上应与既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置于同一诉讼系属统筹立法,在诉讼序位上应让位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环境质量?——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与环境质量恶化成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继20世纪90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一些研究发现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也有影响。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中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消费者途径,即收入差距影响着以消费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着社会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及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总量。第二条途径是企业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削弱环保型产品的正外部性,不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活动,对未来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动态影响。第三条途径是政府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相关的环境政策方式与强度选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下,收入差距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有的社会决策机制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权利权重型社会决策规则和简单多数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现存的主要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与研究的污染物种类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对CO 2排放和土壤污染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有关收入差距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是不同的,存在着阈值效应。最后本文总结了针对中国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监测质量评价方法及应用示范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监测质量评价为目标,综合应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监测质量评价方法,并确定了评价因子、权重系数、计算方法。该方法评价指标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目标层,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监测质量;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人员及资质、现场监测、实验室管理、报告编制及数据上报;第三层为方案层,包括人员操作、持证上岗、资质认定、人员培训、水质布点采样流转情况、空气自动站运维情况、现场质控实施情况、实验室环境条件、样品试剂的保存与管理、仪器检定与校准、实验室质量控制实施情况、数据填报软件运行情况、监测报告规范性等13个评价要素。经矩阵一致性检验确定了各评价要素的权重,将该权重与各要素得分运算后得到县域环境监测质量评价结果。在此基础上,选取广东、山西、陕西、四川和青海等5个省份的1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作为典型区开展了实地调研,并应用评价体系对其进行了监测质量等级评价。结果表明,15个典型县域中,环境监测质量等级为优的县域占13.3%,一般、较差的县域分别占66.7%、20%。县域环境监测承担单位在资质、报告编制及数据上报方面表现较好,在现场监测、人员操作方面问题突出,在实验室管理方面有待提升。     

水环境监测信息化新技术的应用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随之而提高,对于生态环境以及居住环境的要求也相应提升。水是万物之源,是保障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为了有效提升水环境质量,先进的水环境监测技术必不可少。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环境监测技术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逐渐向信息化方向发展,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详细阐述现阶段我国在水环境监测工作中实施的信息化新技术,希望能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大气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研究

我国经济飞快的发展速度,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在人们生活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大气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政府以及我国民众的一致关注,国家还为此制定并颁布了相关的整顿治理措施,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大气监测是重要手段,本文对大气环境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问题展开分析研究。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